還未從全球金融海嘯中走出，冰島、希臘、葡萄牙和意大利的ZF債務危機又相繼引爆，給人的感覺是歐洲正在淪陷。當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歐洲時，方意識到，歐洲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出生率下降、人口老齡化而導致的經濟活力不足。

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跟歐洲國家截然不同，中國呈現出傲視全球的增長速度，但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大的結構性問題。我們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去放大歐洲發達國家的疾患，也不能對中國經濟中的問題避而不見。只有正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，才能構筑長期增長的根基。

歐洲的困頓

考察途中，有同行人感慨德國成熟的基礎設施：“美國人花全世界的錢，德國人花自己的錢。”此言非虛。美國憑借其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，長期維持巨大的貿易逆差，過度消費和過度杠桿化導致次貸危機。德國以不超過中國四川省的國土面積，多年以來一直保持全球第一貿易順差。

更令人起敬的是國民整體素質。在德國考察的兩周時間里，沒有聽到汽車鳴笛聲。即使是鄉間小路，每在交叉口，駕乘汽車的人都要停下來很仔細地觀察，確保無行人時再通過。對于屢屢見到的程式化停車看人的動作，團中有人感慨：“這是在德國。如果在北京這么等著永遠都過不去，過于講文明會被淘汰。”

以出行細節作為兩國國民素質的判別標準恐有失武斷。考慮到德國只有8000萬人口，而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都超過2000萬，擁擠程度遠勝之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效率重于形式，在北京，整齊劃一地遵守交通秩序，恐有不小難度。

參觀的7個品牌，都位于德國安靜的小鎮上。靜謐得好像時間停止了流淌，觸目望去，都是上了年紀的紅黑兩色的建筑，窗前、門口都點綴著小花，偶而能看到一兩位老人，年輕人很少。這是城市化的結果。

慕尼黑和法蘭克福兩大中心城市，人口不是很多，市區面積也不大，沒有太多高層建筑。“二戰”后“嬰兒潮”時代出生的人已經到了暮年，和德國一樣，整個歐洲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的困擾。

歐洲面臨的經濟環境也跟人口結構有關。市場消費能力停滯，企業營收增長出現困難，國家稅收受到很大影響。而這些國家普遍實行高福利政策，經濟上升期間累積起的巨額債務在金融海嘯后引爆，各國ZF為削減債務焦頭爛額。

可以想象，德國市場消費能力停滯不前，如果德國的企業不拓展國際市場，就難以有持續的增長。在憂患意識的推動下，德國企業重新定位，產品以簡潔為面，取材以品質為上，工藝上不厭其精，在全球拓展高端市場。

德國的國民性格認真得近乎刻板，這跟高端制造業形成兼容。不在價格上向市場妥協，以質量取勝;不在設計上向潮流脫離，簡潔實用為本。由于勞動力稀缺，德國工廠機械化程度普遍很高。雄厚的科研實力是機械化的后盾，高精尖的數控機床和模具使德國企業卓爾不群。同時，德國企業不吝人工，把手工精神融進產品，成為高端血統的組成部分。

同時，德國企業專注而執著，福適寶做門把手、吉徠做開關、嘉格納做電烤箱都有數百年的歷史，在所在的細分領域無論是聲譽，還是市場占有，都做到了金字塔尖。盡管有公司通過上市成為公眾公司，但創始家族依然能夠在公司發揮很大的影響力，維持著品牌的家族血統。

中國制造業的短板

最近，達芬奇天價家具“洋品牌”身份被指造假，讓很多奢侈品愛好者瞠目結舌。其實，顧客稍有點常識，就不至于上當。所有意大利乃至西方著名家具品牌，一定是創建的名字，絕不會拉一個畫家的大旗來做自己家具的“表皮”。

達芬奇家具并非孤例。在服裝、鞋履、建材、家電等領域，偽國際品牌大量存在。這些企業連仿冒國際品牌都省掉了，直接把自己冠以國際名牌，利用信息不對稱，大力進行市場推廣。由于欺詐大量存在，老百姓只能哀嘆“天天上一當，當當不一樣”。有些假冒偽劣即使擦亮眼睛也無法辨識，比如三聚氰胺、瘦肉精和各種食品添加劑。

雖然國內發展市場經濟已超過三十年，但發展中的問題多多，重信用的商業文化一直缺失。相較于提高產品質量、提升產品文化內涵、完善管理和銷售體系等立本之道，企業對短期見效的逐利之術太過重視。例如，國內各大奶業用在廣告上的預算比例可能是全球最高的，有時還相互攻擊。消費者支付了愈來愈高昂的價格，但中國乳業的標準之低幾乎創世界之最。

令人擔憂的是，中國制造業的產業環境一直處于惡化的過程中。這幾年，產業利潤不斷向上游采掘、原材料環節集中，這常常是國有企業的傳統領地。在制造業不彰的情況下，民企制造企業“三三制”開始流行：1/3資金做老本行，1/3資金做房地產，還有1/3投機大宗商品和股票。做老本行的公司實體還通常作為銀行貸款的融資通道，貸出的款項不是用來擴大再生產，而是用來房地產投機。在通貨膨脹的時代，原材料、人工、資金等生產要素成本大增，企業通常沒有能力轉嫁，這也是國內企業棄實業而放任房地產投機的深層次原因。國際模協秘書長羅百輝表示，在國內經濟轉型過程中，企業主面臨著很大的壓力，資金、土地、技術等生產要素和ZF動能交織在一起，逼迫產業升級。比如，模具、數控機床是現代工業的骨架，但這兩點是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短板;同時，德國企業在產品表面處理上極盡心智，不惜手工，產品賣相很好。重金投入的生產設施折舊很重，嚴格的環保法規也逼迫企業走向高端。事實上，德國的這7個品牌，歷史最久的超過300年，最年輕的也有62年，做的都是很普通的行業，家族數代都在做一件事情，每家品牌都能建起自己所在行業或產品的博物館。

如果這些企業迎合ZF號召頻繁進行產業升級，就不會有今天的品牌。這些品牌都不太強調產能，不通過價格向市場妥協，主要精力投向是在全球范圍內設展廳，與設計師務虛(概念設計)和務實(產品設計)合作，將產品打入全球范圍內的標志性建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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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產品售價很高，最低也是中國國內產品的10倍以上。但并沒有因高價而引起滯銷;相反，德國制造成為品質的代名詞，為德國貢獻了與中國相仿的貿易順差。德國很少進行加工貿易(加工貿易貢獻中國出口額的一大半)，國土面積也只相當于中國四川省大小，但德國制造的底蘊和實力讓人不得不嘆服。

ZF主導產業規劃失效

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，中國的名義財富急劇增長，進入新世紀以來更是直線上升。截至今年6月，中國居民存款、企業存款和流通中貨幣總額高達78萬億元，超過美國。

在德國麥琴根的胡戈·波士(Hugo?Boss)工廠店，胡戈·波士一套西裝售價合人民幣兩千多元，襯衣單件三四百元，甚至比國產品牌雅戈爾都便宜。這個備受國內推崇的奢侈品牌，國內售價通常過萬元。因貨幣泛濫導致的購買力縮水，已經成為中國居民最大的恐慌，這對制造企業來說，也不是利好消息。

為求破解，決策層提出培育和發展節能環保、新一代信息技術、生物、高端裝備制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新興產業，后來又加進高鐵，作為新興產業之首。

經驗證明，ZF主導的產業規劃通常是失效的。試想，如果美國上世紀70年代也像中國發改委召集各大部委圈定戰略新興產業的話，電信、互聯網、生物制藥肯定不在其列，因為這三大行業在當時還看不見其嫩弱的萌芽。事實上，這三大新興產業進一步奠定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基礎。

各地方ZF力倡的半導體照明已經出現過剩的跡象。中國企業的訂單蜂擁至德國LED外延片關鍵設備MOCVD的制造商Aixtron。安徽蕪湖、天津、廈門等地方ZF為LED制造商進行土地和稅收優惠的同時，還為他們進口MOCVD提供巨額補助。目前，創業板已經有多家LED制造企業，這些企業用著德國的設備，向日本、韓國進口原材料，做著微笑曲線中附加值最低的封裝等環節。ZF揠苗助長的巨額補助更讓這些企業喪失了創新的動力。